宋庆龄和中国工合

【编者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1938年，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成功典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晶，也是中国成立最早，具有经济性、统战性、国际性、综合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中国工合的历史性贡献，得到了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上期我们刊发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工合的相关资料，本期主要刊发宋庆龄先生和中国工合的相关资料，以飨读者。

1940年4月25日，宋氏三姐妹视察成都工业合作社事务所。左起：宋美龄、宋蔼龄、宋庆龄。

在中国工合运动的伟大创举中，有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她就是宋庆龄。中国工合运动在国内能得到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在国际上得到同情中国的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援助，和宋庆龄的感召是分不开的。宋庆龄独具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格，使她在国内外深孚重望，“许许多多国际友人崇敬、仰慕宋庆龄，他们以与她晤见、谈话为荣。”不少人为了能得到她的亲自签名盖章而踊跃捐款。她总是那么热情谦逊，仪态优雅，总是拥有无数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不少外国友人直接参加了工合工作并作出可贵贡献。各党派和国际人士在工业合作旗帜下放弃了彼此的政见分歧和阶级对立，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隔阂，竭其所能地支持国共两党和盟军的对日作战，使工合组织成为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中最具统战特色的组织之一，成为当时国内外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纽带。“它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和教育的机会，并且证明它的确是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239页。)从中国工合的最初酝酿、产生和发展，直至恢复，宋庆龄一以贯之以她的崇高威望和杰出才能竭尽全力给予支持，对工合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一、支持筹建工业合作协会的设想，积极推动工合运动的发展。

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产生创办工合支持中国抗战的想法是与宋庆龄的长期帮助和影响分不开的。据艾黎回忆，1933年，艾黎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宋庆龄，他和上海一些进步的国际朋友在宋庆龄帮助下，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小组成员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自从结识宋庆龄以后，艾黎的政治生涯与中国革命开始发生传奇性的结合。他的住所经常被革命志士用作避难居留地，他家顶楼的小房间里设置了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他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扩大红军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组织，为苏区伤病员购买药品，为红军根据地购买无线电器材，输送专业人员。这些革命实践活动，使他逐步转变为一名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也多次造访宋庆龄在上海的莫利爱路寓所。1936年，在宋庆龄的联络安排下，斯诺进入陕北采访，是当时在红色区域采访的首个西方新闻记者，他后来写出著名的《西行漫记》，使世人第一次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业绩和抗日主张。正是在宋庆龄的引导和感召下，这些国际友人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所以当他们亲眼目睹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诸多暴行，他们为失业工人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感到忧心。从而萌发了一个“在非敌占区发起一个建立一连串的小工业合作社的想法”。当宋庆龄听说艾黎他们准备搞工业合作运动的想法后，非常激动。斯诺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当孙夫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笑着说：‘艾黎又领养了另一个孤儿。’”“孙夫人凭借了她的聪明的智慧及无误的直觉，看到工业合作可以补充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及最被忽略的部分。她说：‘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众运动。’” (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第三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宋庆龄对“工合”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页)。她认为兴办工业合作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这是“在抗战事业中实现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开端”，“正是他民生主义的意思”，希望通过“工合”这类组织，建立起民主的战线，于是她很高兴地充当了“工合”运动的保证人。（路易·艾黎《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片断》，载《光明日报》1982年2月13日；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190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1938年6月底，艾黎抵达香港，当宋庆龄见到艾黎并看了工合计划后，表示完全赞同，并安排飞机送艾黎去武汉。

在她的影响和推动下，宋家姊弟也都对“工合”的发动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赞助和支持。据参与“工合”计划的王安娜回忆，宋庆龄“介绍她的弟弟宋子文给我们做朋友。经商谈后，宋子文以个人的身分答应给我们这一计划以财政援助”。(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190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后来，“工合”设计委员会主席徐新六又专程到香港，将一份“工合”计划呈送给宋子文，经宋子文替“工合”谈成一笔20万元的贷款，替工合筹划了初建时急需的资金。宋子文还同意尝试一下争取国际联盟的支持，为此他专门打了一个电报到日内瓦恳请援助。(Nym Wales: ChinaBuilds For Democracy，P. 41—42。)

“工合”的发起者们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业合作运动，应取得国民政府的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以便顺利进行，于是他们便通过约翰·亚历山大，英国使馆那位热衷于合作运动的年轻秘书去争取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的支持。“起初阿奇博尔德爵士对于该计划能否得到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赞同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当谈到宋庆龄百分之百地支持我们，而且她的弟弟宋子文也答应以一个私人银行家的身份给予帮助的时候，他似乎被说服了。”(《艾黎自传》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第89页)答应去汉口说服蒋介石及孔祥熙批准这个计划。

卡尔大使一到武汉就把计划呈交国民政府，并向宋美龄及其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成功地兜售了这一想法。宋美龄因受宋庆龄影响，当即对“工合”表示赞许，并保证说服政府支持这一计划。她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 (《艾黎自传》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第89页) 据当时与宋氏姐妹过从甚密的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Emily Hahn，即项美丽）的记载，“卡尔爵士为了确保这一计划不致于失败于疏忽之中，便请求蔼龄给予支持。美龄同时也敦促蔼龄对此计划给予特殊的支持和兴趣。因为美龄预见到，由于自己忙于妇女咨询委员会及其有关工作，将无暇顾及合作社计划。她们都认识到合作社的潜在重要性”。(埃米莉·哈恩《宋氏家庭》289—290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促使孔祥熙转而支持“工合”的主要原因，除了宋氏姐妹一致的坚决态度外，也在于他自己也看到了“工合”能使他们有利可图。不管怎样，“工合”是整个宋氏家族一致赞同的罕有的一项计划，鉴于当时宋家姊弟在中国朝野的巨大影响力，应该承认，他们的鼎力赞助对推动国民政府支持“工合”不无关系。

在宋庆龄的支持和促进下，经过国际友好人士和国内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8月下旬，中国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大华手工铁器合作社”正式成立，这样，工合运动就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发展起来。

二、全力宣传工合的性质、作用，呼吁国内外人士支持中国“工合”。

中国工合开展之初，宋庆龄通过演讲、著文以及与国际友人通信等各种场合宣传工合的性质、作用，呼吁国际友人、援华机构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大力援助中国新生的工合事业。

1938年8月23日，即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后刚十几天，宋庆龄便通过广播演讲，向正在美国纽约举行的5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的世界青年大会介绍了中国工合运动。她说：

“日本不仅毁灭我们的家和居屋，尤其在企图毁灭我们的新式工业，希望将我们的人民变成它的农奴。在炮火刀尖之下，它已经毁灭和夺取了我们百分之七十五的机器工业，它使我们百多万的产业工人失了业。对于日本的这种毁灭，我们的反应并非失望，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都已决心即在战争中，也要将日本所毁灭的生产力重建起来。我们打算在所有的内地，甚至在日本占领的铁道两旁建起成千成百的小工厂。为要推动我们的人民广泛参加这个共同斗争，为要使他们的牺牲有意义，并且使这个运动有充分的民主性质，它是以合作社的方式开展着的——是政府与消费者共同经营的。”    

“我们希望以工业合作社来吸收大批的难民，并且将日本占领区内不从事生产的难民救济所的几百万经费转移过来，因为在那些区域以内，难民只是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直到日本想剥削他们的时候去剥削他们。工业合作社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和匪患，即令完全日本占领了我们一切的大都市。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工业合作社能够长期支持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

“对于这个运动，我们需要各地进步青年的帮助。我们要求你们向美国的救济机关呼吁，不要再将款项送给日本所占领的中国区域。我们请求将这笔钱送给工业合作社，使工人拿了这笔钱可以购买合作社工厂的股份。我们请求你们向你们的政府陈请，将机器和原料赊卖给我们的工业合作社，使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民实行经常生产救济的各种办法。我们请求你们的银行家贷款给这些工业合作社，请求你们的青年志愿人士派遣技术人员到中国来，我们的政府欢迎这一切你们所能给予这个进步运动的支持。”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第2转3版)

为了争取更多的捐款，宋庆龄还多次写信要求国际友人支援中国工合事业。1939年5月1日，她在《致全世界的朋友们》一封信中呼吁他们“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流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致全世界的朋友们》，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137-138页)

工业合作运动在中国大地逐步展开后,宋庆龄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一由她亲自促成的生产自救运动。1939年12月10日，宋庆龄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推进社名誉社长的名义在香港ZBW无线电台用英语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指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重要性，不单只是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改善。”并认为“目前委实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黄金时代。在此短促的一年间，已经成立了一千二百个以上的工业合作社。它们每月可以出产价值四百万元国币的货物。”又指出：“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因而得到世界各国人士的援助，同时也是为生产者而发动的。若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由于这种扩大的组织，人民的经济程度一定迅速高长。此外，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更可以消除东方劳力廉贱的传统陋弊。单此一点，便足裨益世界不浅”。表示：相信当时在中国，“再没有别种运动能够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因为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1日第6版)

1940年4月，宋庆龄从香港来到四川，曾先后视察了重庆、成都等地的工业合作社。当她来到成都工合事务所，了解到该所成立虽然仅一年，却已扩展到50多个生产合作社，十分高兴，宋庆龄当时虽然牙痛，但在社员们热烈的掌声中，也作了简短讲话，她说：“孔蒋两夫人对各位之演说，意味深长，亦即与余所欲与各位相讲者相同，所愿略加补充者，即工合社事业，正为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29日第2版)

1940年，宋蔼龄参观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展品

1940年，宋庆龄在成都考察工合工作时为社员作演讲。

在参观成都合作社毛纺班过程中，一些女工正在赶制军衣。宋美龄也来了兴趣，她坐到缝纫机旁，亲自动手为抗日将士缝制军衣。

由宋庆龄邀请中外著名人士贾·尼赫鲁、保·罗伯逊、托马斯·曼、克莱尔·布什、赛珍珠以及冯玉祥、孙科等人共同在香港发起建立并由她亲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在其《新闻通讯》和每年的工作报告中，无不详细介绍“工合”运动开展的情况和取得的每一项成绩。并呼吁：“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并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实现自助的人们，你们应当关注于中国工合。保卫中国同盟将代为接受你们援助工合的基金，或者是给任何地区的专项捐款，例如在日本占领的游击区里的‘战地工业。’”(《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8-1939年》，香港1939年出版)而且“保卫中国同盟”也为“工合”筹措了大量资金。例如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保盟”收到海外给中国“工合”的捐款为27132.20港元，而它向“工合”支出了30616.69港元。(《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年》第100—103页，香港1940年出版。)

通过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中国工合的介绍，呼吁海内外人士援助工合，使新生的进步的工合事业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进步人士所了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合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开展。

三、发起建立工合国际委员会，努力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援助。

中国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也赢得了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的深切同情和鼎力相助。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捐款和物质援助，同时也为了使来自社会的捐款捐物得到很好的统筹，推动工合运动进一步健康发展，1938年武汉失陷后，艾黎即委托美国友人普艾达小姐去香港，在宋庆龄帮助下开始筹建“工合”国际委员会。同年底，卢广绵也由渝赴港，向宋庆龄汇报了西北“工合”的组织情况。宋庆龄非常欣赏“工合”的做法，对“工合”的初步成就感到兴奋，马上就出面倡议组织“工合”国际委员会。她和艾黎还敦促斯诺由菲律宾赶回香港参加筹备工作。与此同时，他们争取了香港总督支持在港建立这个委员会。1939年6月，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任务是代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接受各国、各团体以及各界对中国工合运动所给予的借款、赠款和物资、技术等援助。由于宋庆龄的声望和影响，香港地区的许多中外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该会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香港的英国主教何明华为主席，陈翰笙为秘书，陈乙明为司库，斯诺、艾黎、卡尔逊、普艾达等国际友人和宋子文、钟秉铎、郑铁如、何东等20多人为委员。

1939年，宋庆龄在香港会见埃德加·斯诺，商讨工合工作。

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宋庆龄即把“促进工合运动的发展，更有效地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将国外的援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作为目标，立即着手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使国外援华机构和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能更有效地开展。受宋庆龄的委派，斯诺夫妇、艾黎、普艾达女士等国际友人分赴世界各地筹建当地工合促进委员会。在宋庆龄崇高声誉的感召下，此活动很快得到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广泛响应。正如路易·艾黎所说：“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由此美、英、加、澳等国纷纷成立工合运动促进委员会，迅速开展了资金、物资等募集活动，且通过不同途径及时将募集到的资金、物资输送到中国。

斯诺同其夫人尼姆奔赴马尼拉筹组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由于宋庆龄的声望，斯诺夫妇来到马尼拉之后，很快就成立起100多人组成的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由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夫人塞尔担任名誉主席，博雷博士为主席，但诺尔先生为总干事。该会成立之初，当即筹募捐款20余万元汇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业合作社。接着，斯诺夫妇又赶到菲律宾著名的避暑胜地碧瑶。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宋庆龄又委派艾黎前往碧瑶，协同斯诺夫妇开展宣传活动。艾黎抵达碧瑶后，多次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宣传工合运动的意义，深深激起菲律宾友人和华侨的热情，纷纷慷慨解囊，艾黎在菲律宾逗留不到两周，就带回15万元的捐款。

普艾达女士奔赴纽约，筹组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该会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亲任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任主席，普艾达担任秘书，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等100余人为委员。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在海外各国中是最大的，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等主要城市都设有分会。

宋庆龄还派员赴伦敦，推进英国援助中国工合活动的开展。英国建立的援助中国工合组织取名为英中合作发展公司，表示英国在战后仍希望同中国工合保持长期的经济技术合作的联系。该公司推英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夫人为名誉主席，工党政府交通运输大臣、国会议员巴恩斯为主席，英国《新政治家和民主》杂志编辑吴德满为秘书。

此外，宋庆龄还派员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建立工合促进机构。澳大利亚“工合”促进委员会是1940年1月在墨尔本成立的。主席是澳大利亚铁路联合会秘书长恰卜勒。秘书是瓦特小姐，墨兰·凯蒂小姐和特雷诺，分别担任助理秘书和司库。最积极的活动分子有格兰特等，他在菲律宾旅游时得知“工合”的消息，马上就成了这一运动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澳大利亚促进会曾专门捐款在广东建立了一个名为“马里波奥格”的工业合作社。（Nym Wales: China BuildsFor Democracy，P.187.）

扫一扫分享到手机